；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治政完善就是德，治政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盘庚下》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上位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上位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谓《皋陶谟》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王朝稳定，更好统治。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大禹谟》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作了君主。《皋陶谟》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所谓《咸有一德》还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所谓《君陈》同时，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谓《旅獒》三是用贤。在《尚书》中，贤、德是不分的。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贤德兼备，圣君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圣君也不行，还要有圣臣，有君有臣才能政体稳定，国富民安。《说命》中说：“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冏命》中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大禹谟》中还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他们还发明了一系列选贤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汤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等。《立政》总结夏、商、周择臣的经验教训：“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其标准即贤德。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剪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谓《康诰》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所谓《君奭》并且时时检点自己的德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谓《召诰》作为君主，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能贪图享乐。“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所谓《无逸》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可用之贤人，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近人安。”所谓《旅獒》同时，还要做到保民。“王应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所谓《康诰》君主只有俯顺舆情，体察民心，政策方针才能合乎时宜，合乎天意，上苍才会帮助，否则就要抛弃。凡是丧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上苍惩罚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如此种种，经过儒者千百年来的前仆后继，上位者不得不施行“德政”，虽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民众在“德政”环境中却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状况。只可惜，王莽步子太大。 康有为认为“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书中又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朝六经博士所读儒家足本，并无残缺。而且孔子所用的字即秦汉时的篆书，根本无今文、古文之目。《新学伪经考》其实是再一次托古改制，一经出版即造成轰动。光绪二十年遭朝廷降旨以“惑世诬民”为由加以毁版。戊戌变法中再刻，戊戌变法失败又遭朝廷降旨毁版。庚子事变，满清朝廷再次降旨毁版。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尚书》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书》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唐代儒学地位衰微，唐玄宗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所谓“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期刻在《十三经注疏》中。通过隋唐间孔颖达整理国故，在中唐之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再次复兴儒家，尊敬孟子为亚圣后的儒家各派祖师，对经文的纷争采取淡化的态度。儒学才重新因为韩愈的原道复古回光返照。可惜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鷟、清代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中二十五篇为“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该M.ｍmCzx.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