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所谓《史记·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一心削藩的晁错前去搜集。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记录。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朝廷定本，并通行于世。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丘十一代孙孔安国。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在征和二年献书于朝，无奈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翌年带着遗憾逝去。而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直到汉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人道易天道，主张通经致用，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治政；而古文派不重大道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家，先后为其作注，越发赢得了人们的尊信。 实际上，因为《古文尚书·大禹谟》强调尧舜禹禅让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汉儒之争，背后是王莽外戚和刘氏皇族的势不两立，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按内容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皇朝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它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按文体可分为六种：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治政的谈话；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已教训商王的话；第四种是“诰”，即诰谕。无论口头或书面，告谕别人都叫“诰”。“诰”即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上位者对臣民的讲话，此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半数，是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如《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谕臣民要服从迁都于殷，《康诰》记载了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另外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第五种是“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第六种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其中的名篇，当属《禹贡》和《洪范》。 ?Ｍ.mMｃzｘ.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