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但是皇帝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轿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的时间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他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批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他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他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他将睿亲王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嘉庆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奢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声名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例如，“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庸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又如，“正月亲政以后，总揽权纲，振刷风俗，发号施令，多有可观”。 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ｍ.ＭMCZX.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