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袭梁国公、渔阳郡王，赐头等勋章、宝鼎勋章、行龙嘉章，食邑一千八百甲；加封郑克举为世袭弋漾郡公，赐二等勋章、行龙嘉章，食邑一千六百甲；封郑聪为世袭颖国公，赐二等勋章、宝鼎勋章、行龙嘉章，食邑一千七百甲；封郑克期为世袭九江郡公……” 宗室之后乃是功臣，之前郑藩未能突破明代封爵制度，只能在公侯伯的圈圈里打转，搞什么一二三等侯、一二三等伯，至多也就是搞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就等显爵来。如今郑氏开国，借着革新的东风，郑克臧对此做了极大的修正，功臣爵位与宗室爵位一样分亲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郡侯、县侯、郡伯、县伯、郡子、县子、县男等十二阶。其中亲王之位一般不授于功臣，因此功臣爵位其实是十一阶，不过郡王王爵不能世袭。 由于华夏朝是禅代明朝而立，不少在明郑时期就受封爵位换成华夏朝的爵位后阶次都有所下降，譬如郑明时代排在第二阶的一等侯爵沈瑞到了华夏朝就成了第七阶的县侯、三等侯的吴铿就只能是县伯，至于几位孙有劳等伯爵到了华夏朝就只剩下郡子、县男了。不过这一局面是郑克臧刻意造成的，毕竟升无可升了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更何况他并非只想局促于半壁江山，自然要把胡萝卜悬在马首让下面人奋勇前行的。 当然新朝建基嘛，普惠奖也是要给的，所以洪磊、杨英得了县伯的彩头，郑斌、陈绳武、郑英平、柯平等晋封郡子，等而下之的蔡济等内阁参赞大臣、内阁大臣得到县子、一般的尚书和吴潜、陈敦文、黄良弼等地方都督也大多获得了最低一等的县男。至于统兵大将则获得了相应的爵位，从县伯到县子不一一而论。 这些都是世爵，原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卫镇抚、百户、试百户、所镇抚的九级显爵也得到部分保存，不过名目改为了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侯、开国县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等七级。而且开国公、开国郡公这样的高级显爵也不在是容易取得的，今后没有副将军或尚书以上的地位几乎不可染指。 而且根据郑克臧事先厘定的华夏朝的爵位律令，开国爵位将位列结衔之首以示彰显本人的功绩，而世袭爵位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上…… 第444章 诸省 在给文武百官加官进爵之外，郑克臧还下达了一道至关紧要的诏书，这就关于华夏朝统治根基的《功民免税律》。所谓功民，一般意义来讲是指在夏军中服过军役的官兵，其后引申开来才包括在夏朝官府中任事超过二十年的官吏。 根据这道律令，凡是拥有功民身份的夏朝官吏子民，在其活着的时候拥有一定的免税额度，免交除商税、交易契税以外的所有赋税——一般而言由于华夏朝不征口赋，摊丁入亩后又不征劳役，因此除了商税、交易契税以外最主要税赋就是田赋。 所谓“一定额度”自然有区别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国显爵就是功民资格的延伸，因此从功民至开国侯之间，一共分六个免税区间，最高的开国侯可以豁免一千二百亩内的田赋，而普通功民也可以获得豁免最高不超过一百五十亩土地田赋的税额。 正是因为功民资格涉及到经济上的利益，因此功民和显爵身份是不能继承、赠与的，这既是为了保证华夏朝的财政收入，也是为了确保夏朝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更是为了不让世家子躺在前人的功绩上成为纨绔子弟、国家蠹虫。 同理，华夏朝的世爵继承也同样遵循这一制度。各阶世爵只有朝廷礼部认可的、具有功民资格的世子能继承上一辈留下的爵位，其余无论嫡庶，一众从子只能获得证明其贵族子弟身份的云骑尉称号。这云骑尉既不是散官也不是爵位，最多只是一种身份证明，且只能保留一代，这就逼得这些世家子弟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前途。 当然，皇族宗室方面总归要网开一面的，所以除了世子能继承爵位之外，其余将降三等授爵，直到跌出县男之外，才降入臣籍。根据这一制度，从世袭国公降到臣籍需要四代，离皇室关系较远的世袭郡公、世袭县公降为臣籍只要三代，自是可以大大减少宗室的数目，减轻国库、内库的财政压力。 在控制爵位数量和爵位高低之外，郑克臧着意还控制赐田数量。 由于赐田是世袭领地且不缴纳任何赋税的，因此郑克臧颁布的《爵律》中规定，地位相当于正一品的国公授田上限为田地、山林一千八百甲，相当于从一品的郡公授田上限为一千六百甲，相当于正二品的县公授田上限为一千五百甲，相当于从二品的郡侯授田上限为一千二百甲，正M.ｍＭcZＸ.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