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贝加尔湖边的一个村子，里边住着整整一万人，这是华夏陆军无数个屯垦基地之一。 那些高丽人，暹罗人，马来人，天竺人，还有地上佛国的移民，南洋群岛的移民占据了这个村子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数量，剩下百分之二十，是一些军人家属，和踊跃拓边的内陆家庭，当然，还有罪犯。 在新开拓了十二个省之后，政府重新启用了流放作为刑罚的一部分，虽然因为交通发达的缘故，这个条款最开始被很多人嘲笑，说流放有什么用，一趟火车就跑回来了。 不过很快，那些嘲笑的人就见识到了政府和道统盟强大的执行力，在司马良的倡议下，诸子百家和玄门正宗大肆收徒，并定下了一条被许多人敌视的规定。 想要的到真传的人，想要在门派中从弟子晋升为真传、长老的人，必须在新的疆土做出成绩来，至少要建立一个可靠的据点，并把文化氛围传播下去。 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年轻人赶赴边境，大家都是年轻气傲的人，能不巴结上层、不委曲求全就得到真传，何乐而不为。 再加上军垦农场的大量建立，那些被流放者都被塞到了那里，接受农场和传道者们的监视，想跑回来可没那容易，说流放几年，就流放几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犯了不大不小的错误的人，可能组建家庭，获得产业，最终在新土定居，这都是上层乐见其成的。 在这种人口组成下，即使有传道者们的大力移风易俗，那些被移民来的人还是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习惯和观点带到村落里来。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东南亚人，他们一个个崇佛、懒散，最开始的几个月里，这些只有在胶质警棍的督促下才会起来干活。 那些印度人同样如此，懒散、肮脏、不可靠，而且还要加上一条阶级固化。 没错，因为被移民来的都是下层种姓的缘故，他们自作主张的把这个一万人的小基地分成了无数个阶层，并且理所应当地把自己放在最底下。 最上层的是管理者和传道者，他们由军属、预备役和有能力的华夏移民组成，负责组织生产、调和矛盾、保卫村落，还得给他们普及知识和文化。 第二层是华夏人，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勇敢肯干的内地移民是这个村落的主要力量，在贝加尔湖打渔的时候，观测水文、组织人力的是他们，种植松树的时候，搞来幼苗、联系专家的也是他们。 第三层是被看管着的罪犯，第四层是受华夏文明影响深刻的高丽人，还有东南亚华裔——虽然他们可能一个汉字都写不出来。 最后一层，才是他们这些文盲懒汉组成的印度下层种姓和东南亚人。 不得不说，他们这种想法让很多传道者感到挠头，明明有了平等的机会，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好几个爸爸、爷爷呢？ 这些传道者们的应对方式各异，自发赶来传教的佛子们对这种阶级很熟稔，一方面Ｍ.MmＣZx.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