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和月刊后留下联系方式,互相写信的。我最多的时候,同时交了四五个笔友,有一个就是偏远山区的,三个月才能来一封信那种,但是我们一直联系到现在。” 苏丽情绪激动,又急又快地说,“我想要当支教老师就是受他的影响,他会交笔友,就因为当年山村小学的孩子没有多少对外沟通的渠道,去支教的老师帮他们在报纸和刊物上刊登他们的信息,给他们找笔友。我那个笔友后来考去了县里读书,现在大学都毕业了,他那一届交了笔友的孩子,基本都考出了山区……”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写信了啊。” 黛文婷大概听懂了,在被子瑟缩了下,嘟囔着,“可是写一封信寄出去一来一回要好久哟,还要买邮票……” “但是我们现在有网了啊!” 苏丽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手机。 “我们可以让没有寄托的孩子们和愿意与他们聊天的人视频啊!我们还可以教他们怎么发邮件!” 第50章 这头vs那头 苏丽性子直率,做事毛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但这个性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行动力高。 她不过是粗粗有了个想法,大晚上都不睡觉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一个“和大山里孩子面对面”的策划稿,第二天一早发到他们的小群里,请几个同伴帮着参详。 这个活动并不复杂,就是仿照当年风靡一时的“笔友”,请人来和孩子们视频,聊一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一聊孩子的烦心事,和孩子通一通邮件。 苏丽初步的设想,是在自己大学的校论坛上和支教群里发布这个活动,实名制征集愿意和大山孩子做朋友的校友,和孩子们进行“交友”; 一开始肯定没条件一对一,毕竟多媒体教室里就只有一台笔记本和一部投影仪,他们可以让一个班的同学和大学学生利用视频沟通交流; 等孩子们适应了这种“视频电话”的方式,就可以和群里的支教老师一起,让双方带着的山区学生利用视频电话“交朋友”。 现在也不是所有山区都像红星小学这么偏僻落后,很多支教的小学、中学都已经有了计算机课,有些学校甚至做到了一人一机,完全能够支持和孩子们的交流,只要张校长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设备,这项“活动”就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而且,我们可以教高年级孩子学会怎么打字、怎么发邮件,虽然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笔记本来,可以在上课时借给他们学打字。” 苏丽一晚没睡好,身体很疲倦,可精神依旧亢奋,“我觉得,很多孩子与其说是想爸爸妈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寄托,认为自己被遗忘了,只要他们有了可以倾诉的地方,对父母的思念就未必会这么强烈。” 这样的“沟通”,更多的像是一种“心理疏导”。 红星村里曾经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兄弟姐妹三人,父母出去打工,两个弟弟妹妹都交给哥哥教养,他们每天自己做饭,自己收拾,自己种地,也不会有人催促他们吃饭睡觉、功课做得怎么样,封闭的久了,连村里的人也懒得问他们,就这么被遗忘了。 后来是张校长发现他们大半天没来上学了跑去他们家里找,才发现六年级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服毒自杀了,只是发现的及时,被催吐以后送去镇上医院救了回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村子里也不敢留这三个孩子了,打电话让孩子的父母把侥幸抢救回来的孩子带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过的如何。 在留守儿童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苏丽的年代,孩子们还能通过笔友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在这个纸笔信件已经被淘汰的时代,如果一个偏远山区没有支教老师的到访,恐怕这些孩子们连外面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 苏丽的策划案写的很是稚嫩,但已经具备一个方案形成的雏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几个老师和张校长凑在一起,听完了她的想法,都觉得可以实施起来看看。 说干就干,苏丽在自己的支教群里发了经过大家修改后的策划案,杜若也在自己的学校论坛里发了这个帖子,征集愿意和孩子们进行疏导、聊天的校友。 相比较之下,杜若读的是师范大学,她的同校学的大多是师范类专业,还有许多是儿童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的学生,既具备一定的知识,也需要和孩子们接触的经验,比苏丽那边单纯找支教老师帮忙要靠谱的多。 征集帖一出,立刻就引起了杜若所在的大学和学生团体的关注,杜若几个老师还帮着她在学校里奔走宣传,很快就有几十个学生在团支部实名登记,和杜若、红星小学互相加上了微信,约定了可以和孩子们“聊天”的时间。 M.mmcz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