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也不用哪天去看了山才作，都就着方提学这题目，各自试作了赋得体，一起吟诵点评。 有作“缺处峰都补，闲云尚在山”的，有作“何处闲云起，苍然似远山”的，有作“高下难齐处，苍苍几点山”的……一个个评起来都道诗有蓬莱清韵，人是仙班侍笔。 一群人商业互吹了许久，过足了诗瘾，又去点评宋时的文章。那道中庸题他作得简严典正，是论礼的昌明之作，自然搏得一片夸奖，但春秋题却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文章作得太简朴了。 八比议论竟只敷衍书义，专依宋齐两事议论，典故皆取自经传，是文风尚古，还是所学太少，不得不恪守经传？ 这话不好直说出来，却有人忍不住提点他，如今时兴的文风是融合经史典籍，先发性理之议，再选著十三经、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议论。似他这样先叙后议，以经传为本的写法不合时俗了。 宋时在考场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写了，对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没什么不敢说的，开口先引了朱熹的话给自己撑腰：“朱子曰：胡《春秋传》有牵强处。我立论不依胡传，但依左传而已。《春秋》直书东周故事，虽然以用辞为褒贬，但治春秋时还是应当视其为史书，以事见义，而非先立个天理人欲之说，以经文强注理学。” 他在一篇二十五块的明清经学博士论文里看到胡应麟论《左传》的一句“直书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心里。后来他自己作春秋题时也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态度，就按经中语义解释，避免先预设自己的立场，再挑着经籍中的强行证明自己的理念。 这么贵的论文，写出来的东西能有错吗？！ 本来后人解读前人文字就是做阅读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验证，还要强行让前人按你的三观和思路写史书，那注出来的能是人家的本意么。这不就跟某年高考，强行分析作者家的窗帘为什么是蓝的一样吗？ 他跟众人讲了讲不以经学为义理作注、而要考据经文本义的想法，又怕自己还是个童生，人微言轻，就借朱熹的评论作代言：“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一名治《春秋》的刘廪生问道：“这倒偏向汉朝经学之说，莫非是令先师桓公所授？” 那倒不是，桓先生教他《春秋》时也是依胡传教他。他主要是从前世带来了实事求是精神，觉得实征考据更可信，不能像别人一样深信索隐派研究出来的理论。 宋时轻轻摇头，感叹道：“我这几年读多了朱子文章，略有所感而已。往后若有机会，倒该把春秋、三传对照着细读几遍，或许更有收获。” 或许回头搞几个表格，统计一下事件、时间、文字用法，能分析出来更多东西？ 要是这时代也有统计软件就好了。 他摇了摇头，不提自己的计划，指着默下来的文章开玩笑：“这篇文章不合俗流，恐怕也难合提学大人眼缘。到时候大人若不怜我的才，那就只能靠几位贤兄在岁考时一展才华，叫方大人怜惜你等，放咱们一同回县里了。” 领头闹事的赵悦书倒对他十分信赖，笑道：“怎么会。宋兄文章有国初雅正风气，方大人必定会取中的。我现在只愁有宋兄珠玉在前，我考试时作不出这样的文章，方大人恐怕更会以为我不用心学问，专爱与人打架了。” 宋时想起桓文来，不觉有些头疼——就说他来这一趟祸害了多少人吧！要没有他抢人，这群书生能跑外县打架吗？这群人可都是他爹的政绩，万一有哪个被提学大人撸了，他爹这个县令脸上也不好看哪。 提起岁考，这些书生也愁，给宋时押了几道复试的策问题便各回去，抓紧最后几天时间复习。 宋时对着他们押的题目苦苦做了两天文章，复试场上……果然跟初试一样没押中。好在方大人出的是经史策，问氏族之学，这个要从姬周写起，正好在他擅长的范围，倒不怕考不过。 他泼泼洒洒地敷衍了一千五百余字，信心满满地出了考场。 到了发案那天，他带着武平县七八名生员、十七八名家人，赫赫扬扬地挤到长案前，二十几双眼一块儿看着圈案，眨眼就数出了他的名字。 院试第三名。M.ｍmCzX.ｃＯＭ